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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1日，薛明逝世于北京，享年95岁。

当年延河畔青春少艾的青衣女子，走着走着就走到水穷处，成了新中国最后一位元帅夫人，人们多是这样称呼她的，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

但即便如此，薛明自身的光芒从未因丈夫贺龙的辉煌而黯淡，她是一位革命者的伴侣、一位革命者的母亲，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位历经磨难、坚定不移革命者。

女儿曾对薛明说：“妈妈，不能说你坚强，就让你吃那么多苦，这是不公平的”，连女儿都觉得命运对她是何其不公，可是于薛明而言，这一生无论是痛还是快，都是值得的。

红色青春

1916年5月12日,薛明在河北省文安县胜芳镇一王姓商人家庭呱呱坠地，原名王爱珍，后改随母姓薛，虽然家境还算殷实，但由于父亲的早逝，仅剩母亲苦苦支撑着家，使得女儿薛明从小便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

自小生活在北方的薛明，亲眼见证着日寇一步步蚕食祖国河山，在这片大地上肆虐横行，而南京政府不抵抗不作为，将自己家乡的主权都奉送给日本人，怎会不痛心、怎会无作为？

还是女学生的薛明与同学们冲到街上，声嘶力竭地呐喊，加入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一年后，薛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天津学联、民先、妇联会的地下联络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请愿团南下宣传抗日，薛明随青年女子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宣传抗日到江西，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去到延安，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薛明认真刻苦地学习和工作,和所有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她希望自己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为革命而流。

到延安后，薛明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之后被分派到清涧工作，成绩很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之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

薛明全身心投入在工作和革命事业中，因此个人的问题就没那么上心，西北局组织部长正想给贺龙做个红娘，42岁的贺龙与女红军蹇先任离了婚，蹇先任到苏联学习，孩子便留给他。

虽然女儿贺捷生被送回老家养着，但在这个家总是要人照料的，组织部长灵机一动，就向贺龙介绍了薛明。

22岁的薛明就这样在组织的安排下认识了将在未来风雨同舟的丈夫贺龙，贺龙当时已经是威名赫赫的西北局司令员。

他一眼相中了明眸善睐的薛明，可向来女学生们都觉得老干部不懂浪漫，甚至还有一个女学生与老干部散步时女学生说月亮美、老干部说像脸盆的笑话广为流传，这位大将军该怎样去打动意中人呢？

贺龙虽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嫉恶如仇，但私下不仅幽默风趣还浪漫体贴，他特地邀请从天津来的薛明到自己住处品尝天津包子，还浪漫地在雨天送她回驻地。

作为军人的贺龙最爱枪，定情信物便送了薛明一把小手枪，别的女孩早埋怨不懂浪漫了，但薛明觉得小手枪冰冰凉凉的，可是是很精致。

她更知道这既是贺龙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给了她，也是希望她照顾好自己用来防身，一来二往，他们便结婚了。

贺龙个性豪爽幽默，薛明是个含蓄温柔的姑娘，两人虽然性格差异大，又在战争时期聚少离多，可柴米油盐没有把恋爱时的浪漫消磨，婚后反倒是愈加甜蜜，连小争执都仿似加了糖。

有一次，夫妻两人都说对方煮的棒子面粥不好喝，谁也不让谁，孩子们起哄让两个人比试一番，煮好后，孩子们全去给母亲捧场，薛明反倒过来边打趣边安慰地说，要孩子们也喝点儿爸爸做的。

与贺龙结婚后的薛明并没有做“回家的娜拉”，依然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帮助贺龙处理大量公文，同时还需要照顾孩子们。

即便如此，她自己的工作依然做得很优秀，在1948年当上了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处主任。

坎坷中年

建国后，薛明随贺龙前往西南工作，之后又调回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贺龙办公室主任。

贺龙先回的北京，孩子们和薛明都还在西南等着组织安排，两地分居，贺龙工作忙得信都少写，不过长途电话倒是很多，也解了相思之苦。

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都吃着月饼共团圆，可是孩子们把信箱翻了又翻，电话看了又看，爸爸还是一个音讯都没有。

薛明一句牢骚也没发，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梳辫子、整理衣服，带着他们上街去，找了一家照相馆照了张缺爸爸的全家福，然后寄到北京去。

过了一段时间贺龙打电话回来，薛明问：“看见照片了吗？”“看见了。”“觉得照得怎么样？”“很好啊，你们每个人都过得好啊。”

薛明又问：“你再看看，那是什么日子？”贺龙这才明白，自己忙得八月十五都忘了。

暴风骤雨突然袭来，夫妇二人洞若观火却无能为力，他们住过十多天总理家，便被安排到玉泉山卧佛寺象鼻子沟，戒备森严、人迹罕至，薛明一方面担心着毫无音讯孩子们，一方面忧虑着日渐消瘦的丈夫。

结婚几十年聚少离多，薛明盼望过一夫一妻共剪西窗烛的美好，但如今，两人长夜相守的场面是实现了，内心却是无尽的凄惶。

生活虽然艰苦，但两人作伴都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贺龙给薛明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激励她，薛明陪着贺龙读书写字给予他安慰。

贺龙驰骋沙场多年，满身都是战争留下的痕迹，随着年纪渐长，身和心又备受煎熬，不幸就降临了，薛明53岁生日刚过去还没半个月，73岁的丈夫贺龙病逝了。

中年丧夫还有四个孩子等着照料，薛明的处境实在艰难，1969年11月她被送上火车，派了警卫护士监管在贵州。孩子们没了父亲、母亲也不知所踪，就只能在各地流浪。

后来总理找到在贵州的薛明，调回北京，到1974年贺总平反，1976年后她自己的个人问题才得到解决。

悲痛晚年

一切尘埃落定后，薛明恢复工作，在总参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政治部顾问等，她把中年丧夫的悲痛和自己受到的磨难都隐藏起来，埋头于祖国建设和抚养几个子女。

因为是贺家的独子，薛明与儿子贺鹏飞关系很亲密,连女儿都妒忌地开玩笑“他们俩人在谈恋爱呢，就让他们谈去吧，咱们两个女儿就别争了”。

儿子贺鹏飞很有出息，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在父母言传身教下刻苦努力，每天7点就出门工作,但下班以后一定要到房间去看妈妈薛明,妈妈的衣食住行都是特别交代两个妹妹：

“天凉了啊,老太太的衣服有没有啊、该加被子了”，“今天这个饭看她就没吃下去什么，明天这个伙食要调整一下。”

妹妹都说哥哥对母亲的事情已经细心到有些婆婆妈妈，只要薛明走过去，儿子见到后一定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妈妈，他还会觉得自己把凳子做太热，就拿蒲扇扇凉，再把妈妈请过去。

因为工作的操劳，贺鹏飞1997年就患了重病，但他一心扑在国家海军的建设上，根本腾不出时间治疗。

2001年，贺鹏飞还在家中准备第二天开会资料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再没能站起来。

经历了中年丧夫后的薛明再一次被不幸眷顾了，晚年还要经历丧子之痛的她却没有流泪，镇定地处理儿子的后事，每一个环节都由她决定。

女儿们担心母亲出意外，说她们代薛明去送哥哥最后一程，薛明说：“这是我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不去，我这一辈子这一件事过不去”。

她只让女儿把轮椅推得近一点，再近一点儿，抚摸着贺鹏飞的脸说：“胖子，咱们以后再也不会那么累了，胖子，咱们以后再也不生病了，不会那么苦了。”

回家后医生为薛明进行检查，心脏、脉搏，一切正常。

95岁的薛明自己的儿子没了，但她始终还是对孩子们说，人生那么不幸，还是要坚强，她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天下的孩子，战争年代有许多烈士的孩子成了孤儿，薛明便把他们接到家里，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女那般悉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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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七十周年时，薛明同林月琴、张爱萍、陈锡联等老革命家做了一件大事，他们联名发出倡议：建立70所希望八一学校：

“从1927年到1997年，建军已七十年矣，当我们回到建军的起点，回到参军地故土，回到我们战斗过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如愿以偿，但我们也沉重地感到我们大愿未了，老区还是很穷……

他们的后代还在当年的红军小学里读书，还在百年前的祠堂里读书，甚至因贫困而读不成书，我们的心在流血，因此我们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士、我们这些中国人民的老子弟兵，要为自己、为先我们而去的无数同志，向我们的老表、老乡、嫂子，向我们的人民、向我们的老区人民、向我们老区人民的孩子们还愿。”

在薛明的奔走下，这所学校一一落成。

不管人生的冬夏如何炎凉，薛明用信仰写就了自己人生的春秋，在女儿们眼中，母亲的人生写作坚强二字正规网上炒股配资平台，但薛明知道自己手中的那支笔——名为信仰。